航海船舶

陸上絲綢之路靠的是駱駝，海上絲綢之路則必須依靠船舶。福船、沙船、廣船、鳥船是我國四大航海古船。福建造的叫福船，廣東造的叫廣船，沙船適宜于長江口以北的航線。而我們浙江沿海一帶則使用鳥船。鄭和下西洋船隊就是由這四種船舶及它們的改進型組成的。

鳥船頭似鳥嘴，故稱鳥船，古代浙江人認為是鳥銜來稻谷種子，才造就了浙江的魚米之鄉，所以把船頭做成鳥嘴狀。由于鳥船船頭眼上方有條綠色眉，故它又得名綠眉毛。

30年前在甬江邊上還能看到這種船舶。船帆染成赭色。如果仔細觀察，就能發現，這種船的桅桿并不在帆的正中，而是偏在一側，與照片上所見的西洋帆船有很大的不同。這點不同十分重要，當風轉向時，船帆也能靈活轉向，甚至能逆風行駛。近年來，浙江新造一艘鳥船“綠眉毛”號，船長31米，寬6.8 米，吃水深2.2米，排水量230噸；采用古老的木制舵，舵長11米，寬2.3米；有三桅五帆，其中主桅高24.5米，主帆三面，使用風力航速最高可達每小時9海里。

2003年10月，在戰船街北部、和義路甕城基址南側出土了一艘古代沉船。這是歷年來寧波老城內出土的第三艘古沉船。經過多年的城市改造， 城區竟能有三艘古船出土，這無可辯駁地證明寧波是古代中國對外交通貿易重地和造船業的中心。船是在距地表1.5米的深處發現的。這條船殘長9米多，最寬處殘存近3米，可以分辨出的艙有9個，每個艙都屬于水密隔艙，而且艙與艙之間有流水孔相通，具有良好的抗沉性。專家結合地層疊壓關系及出土文物情況，推斷出此船年代為南宋。專家對和義路出土古船研究表明，這艘古船已經使用了防搖龍骨，這比西方整整早了200年。

過洋牽星術

光有船舶還不行。大海茫茫，船舶如何在絲綢之路上行駛是件難事。也許有人會說，我們不是有指南針嗎？但仔細想一想，如果光憑指南針朝北或朝南行駛，船會駛向什么地方？這就需要掌握船在哪一個位置。北宋發明指南針之后，人們仍以觀看星體位置及其高度，作為導航的輔助手段。大約到了元明時期，我國天文航海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已能觀測星的高度來確定地理緯度。這就是過洋牽星術。

牽星術是通過專門的牽星板來進行的，牽星板最大一塊為十二指板，最小為一指板。使用時，左手拿牽星板一端中心，手臂伸直眼看星空，使牽星板板面與海平面垂直，觀測星體離海平面的高度。牽星板用優質的烏木制成，一共十二塊正方形木板，最大的一塊每邊長約二十四厘米，以下每塊遞減二厘米，最小的一塊每邊長約二厘米。另有用象牙制成一小方塊，四角缺刻，缺刻四邊的長度分別是上面所舉最小一塊邊長的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和八分之一。比如用牽星板觀測北極星，左手拿木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看天空，木板的上邊緣是北極星，下邊緣是水平線，這樣就可以測出所在地的北極星距水平的高度。高度高低不同可以用十二塊木板和象牙塊四缺刻替換調整使用。求得北極星高度后，就可以計算出船舶所處的地理緯度。

牽星板還必須配合牽星圖一起使用。過洋牽星圖中的牽星記載，其牽星數據直接注在星座圖形的近旁，使人一目了然。《鄭和航海圖》中有牽星記載的近70處。其中直接標在航線上的有16處；標在沿岸和島嶼上的有34處；標在過洋牽星圖上的近30處。

著名英國學者李約瑟說：“你們的祖先在航海方面遠比我們的祖先來得先進。中國遠在歐洲之前懂得用前后帆的系統御風而行，或許就是這個原因，在中國航海史上從未用過多槳奴隸船。”

我們有指南針，我們有過洋牽星術，所以中國的船舶在海上絲綢之路通行不會迷失方向。

市舶司

市舶司始于唐代，盛于宋代，至明末逐漸萎縮。清時設海關廢除了市舶司。

古代中國官方進行的其實并非是等價交換的貿易。明政府實行的是“外國有所貢，中國必有所賜”的政策，所賜幾乎是所貢的十倍。既然是貢，那么就是貢給皇帝的，接受者就是代表皇帝的市舶司，管理市舶司的往往是宮中派出的太監。

唐玄宗開元年間，廣州就設有市舶使一職﹐一般由宦官擔任，此為市舶司前身。宋代重視海外貿易，開寶四年在廣州設市舶使，掌海上貿易。北宋淳化三年兩浙路市舶司從杭州移置明州定海(今鎮海)。明州成為通往南亞、中東、非洲東海岸絲綢之路的起航地，開赴日本、高麗(今朝鮮)的商船也大多在這里出發。“南則閩廣，東則倭人，北則高句麗，商舶往來，物資豐衍”，明州航海業盛況空前。徽宗崇寧元年七月在杭州、明州(今寧波)、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淞江縣)等地設市舶司，負責檢查進出船只商貨、收購專賣品、管理外商。南宋時期，明州是“市廛所會，萬商之淵”。清代徐兆昺在《四明談助》中說， 當時明州開明坊前后的大市、中市和后市，百貨湊集，四方商船舶滿劃船場。元代，慶元(今寧波)古江廈碼頭改稱下番灘碼頭，出洋土貨進口番貨都在這里集散。 定海(即今鎮海)也“蠻夷諸番舟帆所通，為一據會總隘之地”。除了與日本通航貿易，慶元與高麗、真臘(今柬埔寨)、印度等國也保持頻繁的海上貿易往來。南宋建炎初罷閩、浙市舶司，市舶司的職能歸轉運司。元同宋制，元世祖忽必烈于廣東置市舶提舉司，武宗至大期間罷市舶司。元仁宗時，重新在泉州、廣州、慶元(寧波)三地設立市舶提舉司，掌發放船舶出海公檢、公憑，檢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轄口岸船只事宜。明初也于沿海各處置市舶提舉司，掌海外各國朝貢市易之事。

宋以后，正是世界海上貿易蓬勃發展時期，但明代卻逆潮流而行，實施海禁，“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朱元璋有關海禁的詔令每過一二年就重申一遍。

嘉靖二年，發生在寧波的爭貢事件，更使海禁雪上加霜。本來逐漸發展起來的外貿遭受了更重大的打擊。

爭貢事件

15世紀后期開始，日本處于戰國時期，國內封建諸侯都加強經濟力量，因見朝貢有利可圖，就不守明朝規矩，紛紛派出貢使來到中國。

明嘉靖二年，日本左京兆大夫派遣的貢使宗設自靈橋門登岸來到寧波，市舶司安排他們居住在境清寺嘉賓堂。過了幾天日右京兆大夫也派遣他的貢使瑞佐，以祝賀皇帝即位為名也來朝入貢，船隊駛入甬江，從和義門登岸，市舶司安排他們在天寧寺居住。按明朝慣例，設在境內的市舶司應按先后次序到船上驗貨和接待。

壞就壞在瑞佐的副使宋素卿，這人原名叫朱杲，家住靈橋門附近。他沒有別的才能，粗識文字，家中以買賣古董為業。明弘治年間，朱杲偷渡到日本。日本的地方諸侯因為朱杲是中國人，可以利用，就讓他當了官。明正德三年，朱杲將自己的姓名改為宋素卿，充任正使到明州入貢。當地人一見到他就認了出來。鎮巡官得知情況，就以朱杲叛入外國，將此事奏聞朝廷。但當時朝中太監劉瑾弄權，他得了朱杲的賄賂，竟將他放回日本。這次化名宋素卿的朱杲又來到了寧波，而且無事生非，挑起禍端。

自仗了解“內情”，宋素卿就向寧波市舶司負責的太監賴恩行賄，賴恩見錢眼開，竟不按慣例辦事，不但先到瑞佐的船上驗貨，而且設宴招待時也讓瑞佐坐了上席，將宗設冷落在一旁。這下宗設就不樂意了，率領手下到瑞佐住所及和義門瑞佐泊船處大打出手，并劫掠了市舶司倉庫的所有貢品。外使入貢本來是不許帶武器的，受了賄賂的市舶司太監竟偷偷將刀槍送與瑞佐一行。這下日本的兩幫貢使仗就打大了。但宗設終究人多，還是占了上風。太監倉皇躲入市民家中。瑞佐狼狽向西逃竄，躲入紹興城中。宗設還不罷休，一直追到紹興，向紹興知府索要瑞佐被拒絕，怒而返回，途中大肆劫掠。太監不得已，指揮袁琎為護夷兵使，追至紹興。當時境清寺嘉賓堂還有日本貢使的隨從人員100余人。境內民眾請求官府清除這100余人。但官府卻十分畏懼，“聞言震色”。在民眾的壓力下，只好斬戮這100余人。而我軍民亦有被殺者。靠泊在靈橋門日本貢船水手聞城中擾攘，就起錨開船逃奔。宗設自紹興返回，回至灣頭，見寧波城上鼓噪防備，就奪得三艘民船順流出海。

爭貢事件發生后。給事中夏言上書嘉靖帝，中有“倭患起于市舶”之說。嘉靖帝遂下詔罷市舶司。寧波市舶司被罷后，明代只留廣東一處市舶司。

清初實行閉關政策，對外通商口岸僅限澳門一地。康熙二十二年海禁放松，開放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今連云港)四口貿易。乾隆時僅留廣州一口通商。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條約》，寧波又被迫成為五口通商之一。這以后通商口岸設稅務司、總稅務司管理海關諸事，大權落入洋人之手。

申遺，共同參與

早在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發布了《絲綢之路綜合研究：對話之路》計劃，特別關注“絲綢之路”沿線在文明交流進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關注沿線的世界文化遺產候選點。現在北海、廣州、漳州、泉州、寧波、揚州、蓬萊七座城市已經簽署“海上絲綢之路申遺”《行動綱領》，將聯合申報“海上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北京辦事處文化專員于連·格萊納也到訪寧波。

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開通于2000多年前的海上絲綢之路綿延15000余公里，穿過紅海和印度洋，連接西歐的地中海、中國東部和南部沿海城市以及日本，從那時起，寧波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貿易口岸，基于此，在寧波舉行‘海絲’申遺的國際論壇意義非凡。”“以寧波為代表的七座申遺城市的‘海絲’遺址各有自己的價值和地位，在城市建設、發展旅游中，要特別注意保持自己的特色。”“因此，構建沿線遺產保護聯動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寧波對中國‘海絲’申遺聯動機制的形成起了推動作用。”

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意味著保護和保存世界文化遺產的承諾，保護文化遺產，不僅要保護遺產本身，還要保護遺產周圍的整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