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死的心，走活的路——抗戰時期寧波中學內遷紀事

趙宇湘（右）給任明耀（左）看以前的老照片。

拾

瘟疫和屠殺

這個他們住了多次的村莊，安靜得可怕。幾乎家家戶戶大門緊鎖，好不容易敲開一家，女主人紅著眼睛來開門，盯了他們半天，沒說話。他們往里一看，堂屋內竟停著一具尸體。

他們嚇得打了個寒顫，一時竟話也說不出來。

“快走吧！”一個蒼老的聲音從背后冒出來，“這里不是你們留的地方。”

這是一位好心的老大爺，他說，村里最近發生了瘟疫，已經死了１０多人，男女老少各個年齡段都有。他勸這些孩子，萬萬不可在此久留，更不可飲水進食，務必趁著天色尚未太晚，趕快再往前趕２０里路，到下一個村子去留宿。

孩子們的心一沉，瘟疫意味著什么，他們很清楚。學校發生過疑似病例。據校友呂昌祥的回憶，１９４４年，讀高二的他和另一名讀高三的學長接連發病，突然間高燒、昏迷、奄奄一息，因為高三的這名同學之前去過浙閩邊界鼠疫發病區，再從癥狀判斷，高度懷疑是鼠疫。

恐慌頓時籠罩著整個校園，趙校長當機立斷，將呂昌祥轉移到校外的文昌閣，一邊讓校醫診治，一邊派人悉心照料，還送去了火腿、面條給他補充營養，同時又做好了停課和疏散學生的準備。所幸，昏迷了一天一夜后，呂昌祥醒了，并逐漸康復，疫情也沒有擴散。

而這一次，孩子們又誤打誤撞進入疫區，呂季芳等人倒吸一口涼氣，再往前走２０里，意味著１０里上坡，１０里下坡，那晚沒有月亮，怕招來土匪又不敢點火把，最糟糕的是，他們中有好幾個同學因為長期營養不良而患上了夜盲癥……

最后，他們商量出一個方案：一部分身強力壯、膽子大的同學打前鋒，先到達下一個村子，為大家準備好食宿，如果遇到土匪，也可以及時回來報信；后面也留幾個男生保駕，以防萬一；其余的同學結伴而行，尤其是夜盲癥的同學，必須有兩個人保護，大家相互照顧，不可以拉開距離……

那一晚，大家走得步步驚心。呂怡芳牽著“夜盲”同學的一只手，每一步都要告訴他，這是平路還是臺階，后面的另一個同學，扶著他的胳膊，防止他踩空或摔倒；下山時也是這樣，三個人相互拉著，一步步往下探……

他們不知道走了多久，一點點風吹草動就會嚇得蹲下來。所幸，大家都手拉著手，陪伴和鼓勵，一點點戰勝著恐懼。終于，遠遠地，看到星星般的燈火在樹叢中閃爍，那就是村莊了。再往前，他們看到打前鋒的遠遠地迎出來……

但是，這遠不是最可怕的經歷。

呂怡芳畢業考試后，回家探望母親，同行的是請假回家的地理老理俞易晉。有一晚，他們借宿在山腳下的一戶村莊里。第二天天還沒亮，主人就急匆匆地把他們叫醒，說日本兵帶著軍犬從北邊過來了，催他們快跑。

遠遠地，已經能夠聽到狗叫聲。他們跟著主人一路往外，鉆進了路邊的麥地。當時冬麥只有一尺來高，他們只能在壟溝里匍匐前進，好在天未大亮，加上山間有薄霧遮著，才未被發現。等他們爬到南邊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一側頭，從麥子的隙縫中，看到１０多個日本鬼子牽著兩只狗，進了村子。

很快，村里雞飛狗叫，還夾雜著一些人的吆喝、哭喊和慘叫聲，繼而還有零星幾聲槍響。躲在麥地里的人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但他們還是鴉雀無聲，連嬰兒的嘴，都被大人死死捂著。

大約過了兩個小時，日本兵才原路撤走，村子漸漸平靜下來。見到有人跑了出來，呂怡芳和其他村民才慌慌張張地往回趕。她看到村舍周圍，滿地的斷籬和柴草，還有死狗和死牛的殘骸，一片血污。有人在凄慘地哭叫。據說，有兩三個壯年漢子被槍殺了，還有一些婦女被奸污。他們借宿的那家，４０多歲的女主人留守，被割去了乳房，胸前血紅一片……

那些場景，永遠留在這個剛剛高中畢業的女孩驚恐的眸子里，成為困擾她多年的夢魘。后來，沿途村莊，類似的事情屢屢發生。那年冬天，很多學生都沒敢回家過年。這種恐懼一直延續到１９４５年９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拾壹

被改變的鄉村

寧波中學要回遷了。但這７年里，學校附近的山村，卻不再是原來的封閉模樣。知識的力量，在改變寒門學子命運的同時，還悄然影響著這里的一切。

回首往事，趙宇湘無限感慨。他說，他和趙校長是本家，兩家只隔著一條巷子，但家世卻有云泥之別。人家是書香門第，而他祖上四代都是文盲，只有自己小時候讀了幾年書，識了幾個字。如果不是寧波中學遷到了家門口，他根本不可能繼續求學，也不可能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

趙宇湘后來成為富陽中學的高級教師，桃李滿天下的同時，還把一個兒子培養成杭州日報原總編輯。

類似的故事有很多。１９４０年，在離太平村10多里的博濟鎮樓下村，有一名叫呂燦仁的學生剛剛初中畢業，因家境貧寒，不可能去外縣上高中。適巧寧波中學已在太平立定腳跟，正大量招收學生，他有幸與不少同學前往太平，考入了該校高中部。

１９４３年畢業后，他和同學結伴步行１０多天去浙南的云和縣（時為浙江戰時省會）報考大學。當時江浙閩皖的考生很多，錄取率僅十分之一左右，但寧波中學畢業的考生，多能如愿考中，然后可公費讀大學。后來，他成為天津大學熱能工程系熱能研究所博導。

多年后回首往事，他認為上世紀40年代，嵊籍子弟有機會進入高等學校的，大多受惠于寧波中學，估計數以百計；若加上讀初中而受惠的則在千人左右。

此外，寧中師生曾做了不少利民的好事，比如舉辦夜校，教農民群眾識字，一時參加夜校學習的達百余人；當時，太平村只有泥路，一到下雨就泥濘不堪，村民干脆赤著腳走。學生來了以后，在老師的帶領下，挑沙鋪石，把路修平了，大家開始習慣穿著鞋走，更加平穩方便；寧中為宣傳抗日救國，曾組織歌詠隊和演劇隊，在太平、長樂等地演出節目，激發農村群眾同仇敵愾的愛國情懷。據校友回憶，當時戲臺下觀眾義憤填膺，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趕走日本鬼子”等口號……

點滴改變，無聲無息。當越來越多的農村學子走出大山時，文明和進步的種子留了下來，生根發芽。

拾貳

寧中回遷

１９４６年春天，趙仲蘇履行了７年前的諾言，省立寧波中學終于再次回到了奉化江畔。

約８０畝的校園，一片荒涼，大部分校舍已被日軍炸毀，只剩下一堆爛磚瓦礫，周圍雜草叢生。

只有一幢兩層的教學樓還保持著原來的模樣，但走進去一看，就會發現那只是一個空架子，除了磚墻和屋頂外，那些門窗、地板、橫梁和樓梯，還有東北紅松做的橫梁，都成了日軍“三光政策”的犧牲品。

但是，這都沒有關系。重要的是，教具儀器無恙，學生和老師無恙，經過近１０年的風雨兼程后，他們平平安安、完完整整地回來了。

學校搬到大皿的時候，柴毓珩曾被家人接回寧波，１９４６年，她重新插班進入母校。在滿目瘡痍的教學樓里，她又看到了那架老鋼琴，外表斑駁陳舊，卻不失莊重，它像個久違的老朋友一樣，安安靜靜地站在房間一角等著她，四平八穩，不離不棄。

之前的那些艱難困苦，仿佛一下子隨風飄散。

她忍不住上前彈奏一曲，音色依然鏗鏘，彈著彈著，滿臉是淚水。

不知何時起，趙校長已經站在她身后，含笑點頭：“你回來了呀。”

多年后回憶，她寫道：我想，還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呢？

果然，在全校師生的努力下，一切慢慢走向正軌。

一年又一年，回到寧波的孩子陸續畢業了，他們揮淚告別，走向了各自的人生。

趙慧媛考上了南京的大學，畢業后沒多久，她就放棄了南京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帶著丈夫和還在襁袍中的長女，回到了寧波。當時，原來在寧波中學任教的王文川老師擔任慈湖中學校長，急缺老師，他們“臨時”回來幫忙。只是，這忙一幫就是數十年。

受趙校長影響，同樣成為教師，一輩子教書育人的學生有很多，比如富陽中學高級教師趙宇湘，寧波二中高級教師酈仲瑜，紹興稽山中學校長裘敬熙、杭大中文系教授任明耀、西安交大副教授周宗湘……

樓思仁和柴毓珩后來都去了臺灣，一個做了銀行高管，一個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女作家。此外，成為各行各業專家、學者的校友舉不勝舉，比如北京大學副校長王義遒、經濟學家胡祖源、著名防化專家商燮爾、節能專家尹錫勛、天津大學熱能工程系熱能研究所博導呂燦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