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學生貶損老師不單是教育問題

教育的問題應該在教育中解決，社會的問題應在社會中解決，不能搞混了，否則再好的方案也形同緣木求魚、抱薪救火。

媒體報道，有研究機構的博士后到中國西部一所農村九年一貫制學校進行田野調查，為期近三個月，所見所聞讓他很不適應：鄉間少年瞧不起底層學校的教師，稱他們為“這個社會里被淘汰下來的‘產品’”，認為他們“在社會上也沒什么尊嚴，所以就只有在我們面前裝裝權威耍耍威風而已”。文章發表后，照例引起輿論憂思，鄉村學生怎么啦？鄉村教育怎么啦？教育在鄉村的教化功能怎么啦？

近年來，屢有博學之士到鄉村，把見聞傳回“文明社會”，引起軒然大波的事情發生。聽多了，有些弄不明白，到底是鄉村有問題，還是到鄉下的學者有問題？

報道講的其實只是一所普通學校，里面的有些孩子純粹屬于無心戀學，熬完年頭，身量長足了，畢業時間也到了，可以干活了。如此穩定的預期下，學生對課堂上教的科目毫無興趣，一天天的教學對他們的人生也沒有吸引力：他們會用到那幾個發音不準的英文單詞嗎？這樣的學校和學生不僅鄉村有，城市里也有，博士后們到大城市的薄弱學校里去蹲三個月，肯定也能發現學生的調皮和教師的“沒有尊嚴”，這一切無關城鄉，也不涉及教化，只是生活的現實。

“應試教育”被人們所詬病，說明這種教育既同學生的人生沒有關系，也同社會教化沒有關系，只是提供給一部分適應這種教育模式的學生繼續深造，進而實現社會流動的機會。由于競爭激烈，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不斷有學生被淘汰，更懸乎的是處于被淘汰邊緣的學生，按照此種模式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卻不能干脆中止學習，進入社會，自己養活自己。報道中所描述的學生大多屬于這一類型。

學生已沒有“戀戰”之意，但家庭、學校和社會仍然堅持要他們完成學業，“我不要學”與“你必須學”的兩相對立，讓處于弱勢地位的學生在心有不甘但無力反抗的狀況下，或者消極對抗或者主動挑釁，來釋放青春被囚禁的騷動和自由被束縛的抗爭。

明白了“應試教育”的功能和這種功能在普通學校學生身上的失效，人們就會心平氣和地看待令博士后驚駭不已的種種現象：需要改變的不是鄉村教師的地位低下，而是只注重應試的教育本來就不該強加于在競爭性考試中沒有獲勝可能的學生。如果要談教化，先讓教育恢復教化的功能，否則本來就不具有的教化功能，怎么加強之？

說到這里，腦海中浮現出一幅畫面，在法國電影《放牛班的春天》里，一位音樂教師雖然無法為這群問題學生中的大多數人打造“錦繡前程”，但至少讓學生在音樂熏陶中度過了幾年有意義的在校生活，對此學生是感激的。如果我們允許“薄弱學校”的管理者和教師同樣可以自作主張，讓學生過得有意義，在符合法律和道德要求的前提下，開心地成長，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會這么緊張嗎？關系正常了，學生還會如此鄙視教師嗎？還會用刺激教師自尊心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自尊心嗎？

教育的根本和首要目的是促進受教育者的人格成長，能夠成才雖然重要，但不應該被置于壓倒性的地位，因為人類的成功中，除了學習和努力，天才也很重要，愛因斯坦、喬布斯、馬云都不是學校有意培養的結果。硬要學校去做做不到的事情，硬要學生聽從學校安排去做做不成的事情，不造成學生和學校的直接對立乃至沖突，才叫怪了。教師在學生眼里的沒有尊嚴，其實只是這場沖突的派生結果：因為教師還能壓制和強迫學生，所以學生才需要以鄙視來反抗這種壓制和強迫。

所以，要么讓學生接受教育資源均衡配置且以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為目標的教育，要么允許學生自主選擇是否接受資源配置不均衡且對他們成長沒有多大意義的教育，否則要學生不做出反抗包括鄙視教師的行為，恐怕很難實現。教育的問題應該在教育中解決，社會的問題應在社會中解決，搞混了，再好的方案也形同緣木求魚、抱薪救火。

(　■顧駿 作者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