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絕“牽繩遛孩子”政府須出手

家庭作坊式的“托兒所”里，三五個孩子被“圈養”在民房中，進行戶外活動時被拴著繩子——發生在西北地區某城市居民小區內的此情此景，一經媒體曝光，不僅引發人們對這些幼兒境遇的關心，更引發對學前教育供需矛盾、民間力量辦學與政府監管等一系列問題的關切。

有人把這些小作坊式的民間托幼機構的出現，視為“入園難、入園貴”的結果，并據此提出“政府資源配置不足、監管不力”的責難。坦率地講，這種推理有點簡單粗暴。托幼需求旺盛而新的服務形態不斷產生，確實折射出當前我國學前教育所面臨的現實挑戰：隨著人口出生高峰的到來，各地學齡幼兒涌入托兒所、幼兒園，學前教育面臨巨大壓力。近年來，全國部分地區的在園人數高峰時甚至達到入園人數低谷時期的三倍。不過，不少地方政府已提前按計生部門預測的人口出生規模改擴建幼兒園，并不斷增加投入，提高辦園水平。統計結果表明，“十二五”期間，在入園人數持續增長的背景下，各省市毛入園率仍有較大幅度提高，顯示出政府在學前教育服務方面的履職力度。

不過，饒是如此，不少家長仍感覺入園難。客觀上說，幼兒園增建與需求的增速相比有一定的滯后性；同時，公辦資源的標準化供給與日益多元的民眾需求難以匹配，則成為入園矛盾的重要因素。海歸人士希望幼兒園提供國際視野教育并愿意高額付費，大城市的家長們希望孩子能進老牌名園，城市務工人員希望隨遷子女有個安全但低價的托管去處，偏遠鄉村的家長則希望孩子不跑那么遠的路……旺盛但參差不齊的學前教育需求，呼喚差異化的市場供給，并催生多元的服務形態。

民辦托幼機構既有實力雄厚的高檔幼兒園，也有應物美價廉需求而生的家庭作坊式托幼機構。但是，部分機構打擦邊球游走在監管之外，導致“牽繩遛孩子”現象的產生，進而引發爭議：學前教育作為政府公共服務，政府責任何在？與義務教育不同，學前教育與高等教育性質類似，在多數國家都屬于“準公共服務”，屬于家長自愿選擇并分擔成本的一種教育服務，本身存在層次差異。即便是公益性的準公共服務，也無法實現一刀切式的公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只能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提高，無法一步到位實現全納。

既要滿足入園需求，又要保障托幼質量，政府不僅需要擴容公共資源，而且要利用好市場力量。筆者建議，政府通過健全補貼機制，可確保處于收入低端的群體也能有公平的入園、入托機會。同時，向符合條件的民辦幼兒園購買學位，解決部分地區幼兒就近入園需求。再次，實施動態的分類管理，確保各層次托幼機構質量。如針對城市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等群體龐大的入園需求，上海近年來按民辦三級園標準，對已存在的民間托幼機構納入監管與扶持。而針對家庭作坊式的托幼機構則需要制訂“看護點”標準，進行規范管理。此舉既讓更多孩子得到看護，又整體提升了學前教育水準，避免“牽繩遛孩子”等問題出現。

(■李愛銘 作者系上海市教科院民辦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