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例精神贍養案：

原告儲某是77歲高齡的老太太，被告馬某、朱某是儲某的女兒、女婿，今年均已50多歲。

儲某育有一兒一女，老兩口原本在無錫馬山地區有兩套房屋，一套小戶型的單間，一套65平方米。2009年3月，儲某與老伴及兩個子女簽訂了一份協議，老夫妻將位于無錫馬山的老房賣掉，錢歸女兒，今后居住女兒位于北塘區龍塘家園的一套一樓房屋直至終年，養老送終均由女兒負擔。小戶型的單間房屋變賣后，65平方米的房屋歸兒子與兒媳擁有。

2009年5月開始，老人按照協議搬離馬山跟隨女兒居住。父母與子女樓上樓下居住互相照應本是件好事，然而好景不長，從儲某的老伴2009年8月去世后雙方的矛盾開始爆發。而老人平時喜歡揀點垃圾放在家里，更讓矛盾變得不可調和。[ 詳細]

判決結果

法官：馬文娟、朱斌良自2012年9月起，以每月600元的標準給儲福娣房屋使用費、醫療費8000元，馬文娟應當至少每兩個月一次看望儲福娣，端午節、重陽節、中秋節、國慶節、元旦節應當至少安排看望兩次，春節期間至少看望一次。

疑慮一：“精神贍養”，你做到了嗎？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的老人特別是城市里的老人已基本解決溫飽問題，精神需求問題日益凸顯，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老人退休以后社會角色發生了轉變，社交圈子縮小，心理難免會有落差；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家庭規模縮小，獨生子女家庭增多；因為“精神贍養”帶有很大的主觀性，如果贍養人不執行或不充分執行法院的判決書或調解書，法律也無法判定他們是否執行到位，這樣老人的生活又會回到原點。

贍養父母是每個中國公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而給父母提供“精神贍養”，是子女履行贍養義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子女，我們應該多與父母溝通，關心體貼父母的生活，使老人盡快適應社會角色的轉變，重拾自信，安享晚年。

疑慮二：重心在引導而非懲罰

此外，《新老年法》還具有鮮明的社會法特征，更多的是從鼓勵倡導的角度來設定權利義務，法律規定贍養人應當經常看望老人，主要意圖是在家庭中確立子女的孝道責任，在社會上樹立關懷老年人精神權利的意識。這并非強制性的要求，而是希望通過法律這種形式進行指引性的規范，重心不在懲罰而在引導教育。

法律條文：7月1日，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18條明確規定，家庭成員應當關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

訪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修訂者、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　　肖金明

質疑之一：“法律萬能主義”侵入道德領域?

記者:從多個網絡調查結果中可以發現,質疑“常回家看看”入法的觀點占據了相當一部分。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常回家看看”主要屬于社會倫理道德范疇,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問題和倫理問題,但卻不是立法性議題。您怎么看?

肖金明:“常回家看看”是一種通俗的說法,這一條款滿足的是老年人在經濟供奉、生活照料以外的第三種需要,即精神撫慰的需求。滿足老年人精神需要,最好由家庭成員來實現,這種責任通常是社會和他人難以替代的。因為“常回家看看”主要涉及家庭關系,人們習慣于將其納入倫理道德范疇,同時由于一個人精神需求的滿足很難通過強制他人來實現,所以“常回家看看”入法被指責為法律萬能主義的體現就不足為怪了。

記者:將“常回家看看”入法,是因為道德約束已經乏力了?

肖金明:歷史地看,傳統社會的家庭關系、鄰里關系主要由道德規范進行調節。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律規范的領域在慢慢地擴張,通常依靠習俗、道德就可以調整的關系,現在需要建立復雜的民事法律制度才能應對,當然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道德的作用。

在社會轉型時期,我們家庭的功能正在漸漸地弱化,包括家庭教育孩子的功能、家庭養老的功能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弱化的趨勢。而其背后的深層問題可能就是社會和家庭道德力量的不足。社會轉型期道德功能弱化,人們強烈的道德需求與社會道德現狀之間距離不斷拉大,就應該適時地讓法律來支撐道德,除了“常回家看看”入法外,還包括見義勇為立法、志愿服務立法、慈善立法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這樣的功效。在歐洲福利國家試圖擺脫福利困境發起找回家庭運動的時候,對我們而言,通過立法支持堅守家庭觀念、維持家庭功能、保衛家庭道德,是社會轉型期里的一個明智選擇。

質疑之二:法律規定難敵多重現實困境?

記者:另一種觀點提出,盡管我國人口老齡化和空巢老人的社會問題比較嚴重,但“常回家看看”的確面臨著很多現實困境。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不是不想回,而是“回不起”,例如面臨著假期稀少、路途迢迢、收入較低、物價過高等諸多困難。

肖金明:“常回家看看”條款完整規定是這樣的:“家庭成員應當關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贍養人,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用人單位應當按照有關規定保障贍養人探親休假的權利”。這是具有完整性和邏輯性的,“看望”與“問候”并列,使“常回家看看”更具現實性,對該條款的質疑和批評恰恰是建立在對該條款的不完整理解上。實際上,經常問候老人是滿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主要形式,問題是由于整個社會沒有重視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少人連“經常問候老年人”都做不到。

記者:有“問候”這一緩沖的確比較契合實際,因為“常回家”的現實困境,的確是一個問題。

肖金明:解決“常回家”的困境,就是政府與社會的責任了。從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有關規定來看,針對“常回家看看”,社會用人單位有責任認真執行國家有關探親休假制度,這實際上也是“常回家看看”條款的應有之意。而對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國家支持家庭養老制度,出臺相關政策支持老年人宜居環境建設、規劃親情住宅,使“常回家看看”條款更具實效性。

質疑之三:“常回家看看”不具司法操作性?

記者:7月1日江蘇有了第一起“常回家看看”判例,法院根據該條款作出支持老太太要求女兒常來看望自己的訴求,但辦案法官也感慨,此類案件判決容易,執行難。這也是網絡上最主要的質疑,即對其司法可操作性的質疑。

肖金明:人們習慣于從兩個方面理解法律條款的可操作性,一種是能否成為法院裁判糾紛的依據,另一種是違反法律條款是否將受到法律制裁。社會公眾更傾向于從后者角度理解可操作性,所以才有了“不常回家看看怎么處罰”的疑問。這實際上是將可操作性與可訴性、可制裁性兩個概念混淆了。可操作性的概念外延更大,比如,它可以成為評判是非、行政問責、調處家庭糾紛的重要原則。

記者:很多學者還提出,“常回家看看”,多久回家看一次算“常”?這也成為被質疑的一點。

肖金明:我不主張全國性立法規定得這么具體,關于什么是“常常”,完全可以根據當地情況和社會常識來判斷,一些相關的精神贍養方面的法院判決,法官通常也是根據當地風俗和社會常理進行合理判斷。如果非要對“常回家看看”進行細化立法,我也不反對地方立法在這方面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