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海籍大翻譯家草嬰去世 曾翻譯《戰爭與和平》

據草嬰夫人盛天民消息，翻譯家草嬰先生于2015年10月24日18點02分在上海華東醫院因病去世， 享年93歲。

中國著名翻譯家草嬰，寧波鎮海駱駝橋人，與俄國文學結緣七十載。

從上世紀四十年代起，草嬰先后為《時代》雜志、《蘇聯文藝》雜志及《時代日報》譯稿，1960年擔任《辭海》編委兼外國文學學科主編。

1978年至1998年，以每天千字的速度，系統翻譯了列夫·托爾斯泰的全部小說作品，包括三部長篇、六十多部中短篇和自傳體小說，總字數逾400萬字。

1987年，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文學翻譯大會上，草嬰被授予俄羅斯文學的最高獎———高爾基文學獎，成為迄今為止獲得該獎項惟一的中國人。后又被中國翻譯家協會授予終身成就獎。

在上海三聯書店去年推出的“大文豪經典之作”中，草嬰翻譯的托翁三大代表作《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以“國內最權威譯本”之名入選。

去年，也是這個季節，甬派客戶端記者林旻赴上海，專訪了草嬰夫人盛天民，并到醫院探望了當時已住院六年的草嬰先生。

以下是刊發在2014年10月15日《東南商報》上的專訪全文，以此紀念這位從寧波走出去的大翻譯家草嬰先生。

愿先生安息！

(草嬰夫婦。2005年拍攝于家中。)

出身名門，盛氏后人承接家族“盛世”

9月12日下午(2014年)，和草嬰夫人盛天民約好在上海岳陽路的家中見面。

1937年底，草嬰的父親盛濟舲帶著全家從寧波逃難到上海，先投奔了法租界的親戚家，而后在復興中路買了一棟三層洋房。在近八十年的時間里，周遭的一切不斷變遷，草嬰也不停搬家，但生活圈始終沒有離開過這一帶。

在一棟老式洋房的二樓，盛天民老人已經準備好茶點在等待我們。這里曾是草嬰的書房和會客室，托爾斯泰的大部分小說，都是在這里被翻譯成中文的。“一家人都知道，如果草嬰在這里翻譯，是一定不能進來打擾他的。”

除了家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草嬰還有另一個名字。1923年3月24日，鎮海駱駝橋盛家添了一個男孩。家里給這個孩子取名為盛峻峰，寄托著全家對他的期望。只是后來，世人只記住了他的筆名：草嬰。

關于鎮海盛氏的繁華往事，盛天民都是聽草嬰說起的。“1992年，我跟著草嬰第一次回寧波，我們回到了駱駝橋的老家，占地四五千平方米的盛家祖屋已經是職工宿舍了。草嬰當時指著房梁跟我講，你看這個梁已經一百多年了，質量還是特別好。當年祖宗為了要造這個房子，特地開了一個木行。”除此之外，在二十世紀初的駱駝橋，當地最高的房子也屬于盛家，“草嬰的祖母趙氏是寧波市里的大家閨秀，要嫁到盛家來，盛家就蓋了一棟三層高的洋房。聽草嬰講，這個祖母是非常能干的。”

1838年，草嬰的高祖父盛植琯創辦了“盛滋記釀造園”，曾在1915年和張小泉剪刀、貴州茅臺酒一起參加了巴拿馬博覽會。“盛滋記”在盛家人手里代代相傳，生產的醬油、米醋、老酒曾經風靡浙東地區，僅直營店就有17家。1957年秋天，“盛滋記”公私合營，兩年后變成了一家地方國營企業，廠房、工廠占地100多畝。1998年，被寧波市和平注射器廠以180萬元買斷，從此，這家具有百年歷史的企業在寧波消失了。

在鎮海檔案館收藏的《慈鎮盛氏七修宗譜》中有載，盛氏先祖從江蘇遷徙而來。初步統計，自清代康熙朝以來，盛氏族人中讀書做官的共有408人，有大小官銜職稱的197人，其中舉人13人、進士4人，當過知縣的有5人，知府2人，企業家、實業家不計其數。上海工商業界領袖盛丕華，論輩分的話，是草嬰的表哥。

(1989年10月27日攝于書房。)

捐款抗日，小小少年名揚寧波城

父親盛濟舲是草嬰生命中至關重要的引路人。盛濟舲早年留學日本，因為患了肺結核不得不中斷學業回國。而后去同濟醫學院學習西醫。畢業后，盛濟舲回到寧波，出任寧波鐵路醫院院長。“聽草嬰講，讀小學的時候一到休息日，他們兄弟姊妹幾個就跟著父親下鄉行醫，給窮人治病。”父親倡導的“學醫救國”和人道主義精神對草嬰影響至深。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千里之外的寧波舉行了大規模的募捐活動。當年10月21日的《時事公報》上刊登了一則新聞，以《小學生盛峻峰獨捐30金》為題做了大幅報道。這筆錢在當時可以買100斤豬肉或150斤麻油，也是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學雜費。這是草嬰第一次“登報”。盛濟舲以獨特的教育方式，讓“愛國”兩個字銘刻在兒子心里。

見多識廣、為人慷慨的盛濟舲在族人中頗有威信。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草嬰的祖母趙氏去世，在盛濟舲的主持下，把盛家除了“盛滋記”廠房之外的全部流動資金分給了大家。“草嬰的父親打破舊時傳統，盛家幾個兄弟姐妹皆有分得，要做到這樣很不容易。”之后，盛濟舲在甬江邊買了五畝土地，造了一棟西式洋房，一家人搬到了寧波市區生活。盛天民還記得草嬰說過，“盛家花園洋房”在當時頗有名氣，家具全部從上海購置，草嬰兄弟常常在沿江的小路上騎自行車。

但好景不長。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盛濟舲迫不得已帶著全家老小從寧波逃到上海，在租界避難。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盛濟舲將盛家花園洋房捐給了旁邊的甬江女子中學。“捐之前父親問草嬰，老家還有什么東西想要的？幫他拿到上海來。草嬰說只要一個書櫥。”盛天民轉過身，指向書房角落里一個對開門的紅木雕花書櫥。雖然年代久遠，書櫥上的葫蘆型拉手一塵不染，透過玻璃，可以看到柜子里密密麻麻的“托爾斯泰”，異常珍貴的俄文原版全集。

(托翁的原版書籍和草嬰的譯本。)

18歲走上翻譯之路，世上有了譯者“草嬰”

對于自己從事翻譯工作的目的，草嬰在《我與翻譯俄羅斯文學———翻譯生涯六十年》中有過這樣的闡述：“我學習俄語并從事翻譯，主要是出于對祖國、對人民、對正義事業的一股熱情。我的青少年時期正逢日本軍國主義蹂躪我們的國土，接著希特勒入侵蘇聯，我國人民在戰爭中生靈涂炭，蘇聯人民也遭到類似的浩劫。這兩種侵略本質上是一樣的，那就是法西斯主義對人類犯下的滔天罪行。所以，我從事翻譯主要是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其次是通過學俄語培養對俄羅斯文學的愛好，想為中國讀者介紹些優秀的俄蘇文學作品。”

可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的上海，想學俄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學里只有英文課。草嬰在報紙上看到俄僑刊登的招收學生啟事，就自己找上門去，一個來自俄羅斯的家庭婦女成為了他的俄語啟蒙老師。

盛天民說，草嬰的零用錢是每月5元，在當時已經不少了。因為不想讓家里知道學習俄語的事情，他決定自己承擔學費，每小時1元銀洋，一個月學4次。但比起學費，更難的是俄語教材的稀缺，當時唯一供外國人學俄語的教材是哈爾濱出版社出版的《俄文津梁》，并且只在一家俄僑開的書店里有賣。

在經歷了磕磕絆絆的俄語啟蒙教育之后，1939年，草嬰幸運地遇到了自己從事俄文翻譯的領路人———著名翻譯家、《時代》周刊主編姜椿芳。他也是中共上海地下黨文委的領導人。他和蘇聯塔斯社商量以蘇商名義，成立時代出版社，為反法西斯做宣傳。姜椿芳找到盛峻峰，希望他做一點翻譯工作。1941年，草嬰開始翻譯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通訊報道，后翻譯文藝作品。1941年時代社創辦《蘇聯文藝》。普拉東諾夫的短篇小說《老人》在《蘇聯文藝》第二期上發表，譯者“草嬰”的名字就這樣誕生了。

(草嬰工作照。攝于1957年10月20日。)

胸椎骨壓斷了，但做人的脊梁骨沒斷

說話間，盛天民起身從書柜里找了一本小書給我，是蘇聯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因為小說關心人民疾苦，反對官僚主義，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提出，全國青年團員都要向小說主人公娜斯佳學習。該書印數超三百萬冊。后來草嬰又受到“解凍文學”影響，翻譯了肖洛霍夫的大量作品。沒想到在文革中，“四人幫”將肖洛霍夫定性為“蘇聯修正主義文藝鼻祖”，草嬰也因此受到迫害。“我們倆都被關了起來，還關在不同的地方，不能見面。全家5個人被迫分散在5個地方。家被抄了4次，幾卡車的物品被運走了。”直到平反后，部分幸存的俄文原著才被送回。

外表書卷氣十足的草嬰在盛天民眼中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1975年草嬰被迫勞動，在背水泥時壓斷了胸椎，他沒有資格住院治療，醫生叫他回家躺在木板上，讓腰骨自然愈合。他就那樣躺了一年，稍微動一動都痛得鉆心，但他挺過來了。他碰到事情很冷靜，會用自己的頭腦分析，不趨炎附勢。”十年浩劫令草嬰的身心屢次受到傷害，兩度和死神擦肩而過，而且浪費了十年的工作時間。“草嬰說過，知識分子要有五樣東西：良心、頭腦、眼光、脊梁、膽識。自己胸椎骨壓斷了，但做人的脊梁骨沒斷。”

1985年，62歲的草嬰第一次去俄羅斯訪問，面對他帶來的一大摞譯本，俄羅斯人震驚了。在那次友好訪問的最后，草嬰提出他還想去參觀托爾斯泰的故居。“他回來之后告訴我，在托爾斯泰的故居深受感動。出身貴族之家的托爾斯泰，擁有一個占地5700畝的大莊園，死后卻連一塊墓碑都沒有，他的樸素和低調深深打動了草嬰。”在草嬰心目中，托爾斯泰就是愛和善的化身，他用一生的作品向人宣示博愛、自由和人道主義精神。很多年以前，在老家寧波行醫送藥的父親身上，草嬰也強烈地感知過這種情懷。因此，他選擇用一生的時間翻譯托爾斯泰和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以此宣揚人道主義精神。

他要像小草一樣，為世界留下一片綠意

在草嬰家會客室的茶幾上，有一塊醒目的玻璃水晶磚。25斤重，來自威尼斯。身在美國的著名獨立藝術家盛姍姍，是草嬰夫婦最引以為傲的“作品”。2009年，盛姍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薦為威尼斯雙年展創作《開放的長城》，作品由2200多塊玻璃磚組成，對應中國長城存世的2200多年。是迄今為止威尼斯雙年展最大的參展作品。

說起兒女，盛天民很欣慰，“草嬰對子女非常嚴格，如犯錯誤，要嚴格批評。對他們自己喜歡的事情，父母不干涉，盡可能地支持。”1982年，盛姍姍獲得了美國蒙荷利·約克學院的全額獎學金，草嬰用翻譯《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部稿費2000元，給女兒換了一張去美國的機票。

“文革”結束后，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領導希望請草嬰出任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被草嬰婉拒了。“他說不要做官，做官就沒有時間翻譯了。”不要編制、不要職稱、不拿工資，盛天民笑說草嬰做了一輩子的“自由職業者”，始終靠稿費過活。“他時常說做人不能浪費時間，生命太有限了，要多翻譯一些東西。他要像小草一樣，為這個世界留下一片綠意。”

說起托爾斯泰，盛天民還想起了一件小事。2010年，世博會在上海舉行，同時舉行了國際博物館館長會議，托爾斯泰故居和肖洛霍夫故居的館長也到上海參加會議。當時正在住院的草嬰，因為女兒盛姍姍，和托爾斯泰有了一次穿越時空的“偶遇”。“兩個館的館長分別是托爾斯泰的曾孫和肖洛霍夫的孫子。在會議的最后一天，姍姍在國際會議中心找到了他們，他們很激動，說感謝草嬰，才讓這么多中國讀者看到了俄羅斯文學。”那晚，盛天民也同行，并轉交了草嬰的禮物———一個刻著托爾斯泰頭像的紫砂壺，一面有草嬰題字“自由、博愛”，現在被存放在俄羅斯的托爾斯泰故居里。

與其留一塊墓碑，不如建一個書房

“文革”后，草嬰花了二十多年時間，翻譯了400多萬字的列夫·托爾斯泰全部小說，以及肖洛霍夫、萊蒙托夫等人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是他最喜歡的作品，4卷《戰爭與和平》他翻譯了整整6年。先讀一遍原文，然后再讀一遍，同時將其中的生字劃出來。讀完才開始動手翻譯。小說里常常會出現俄國當地的一些表達，涉及俄國的政治、哲學、經濟、風俗等很多方面，必須要把原文吃透，再用符合中國讀者閱讀習慣的方式表達出來。”

1987年，蘇聯作家協會授予草嬰“高爾基文學獎”，頒獎辭中有這樣一句話：“(草嬰)這兩個漢字表現出難以估計的艱苦勞動、文化上的天賦以及對俄羅斯心靈的深刻理解。”

草嬰住院期間，對著家里滿屋子的珍貴書籍，盛天民萌生了一個想法：設立一個“草嬰書房”，將這批原版書籍和草嬰的全部譯作與大眾共享。她說，不少俄文原版書是草嬰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上海的外文書店分批購得的。“我知道，找一塊墓地，并不是草嬰所希望的。所以與其留一塊墓碑，不如建一個書房。我和草嬰相知相伴70年了，我知道他絕不會舍不得的。他以前常說，書是要用的，現在他自己不能用了，我們就讓別人來用吧。”

另外，是要出一套“草嬰譯著文集”，共計20卷。這個愿望已經和上海文藝出版社達成了意向。如果作品全集能夠付梓出版，她將代表草嬰捐出全部稿費作為首批基金，設立一個“草嬰外國文學基金”，資助那些有志于翻譯事業卻生活窘困的學生和年輕人。而基金的另一位捐助者，就是他們的小女兒盛姍姍。

盛天民也知道，憑一己之力難以達成，需要場地和資金，她十分希望這個想法能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讓草嬰一直主張的人文精神傳承下去，讓外國文學的翻譯事業后繼有人。

采訪手記

他以沉默的方式，存活在屬于自己的世界里

采訪的最后，盛天民帶我去了復興中路的思南公館和華東醫院的草嬰病房。

1938年，草嬰的父親在復興公園附近買下了一棟三層高的洋樓。盛天民是地道的上海人，中學時就結識了已經上高三的進步青年草嬰。即使年代久遠，房子也已經改建過，盛天民依然熟門熟路，“一樓是會客室和餐廳，外面有一個小花園。他父母和弟弟住在二樓，草嬰住在三樓。三樓最寬敞，草嬰的一些同學常常來聚會，討論讀書心得、交換進步書籍。”結婚以后，草嬰夫婦就和父母分開居住。文革中，復興中路的父母家被迫搬遷了。

漫長的相處給盛天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酸牛奶這種食品，就是俄羅斯人帶到上海來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很多俄國貴族逃亡到了中國，通過最近的西伯利亞先到哈爾濱住下來，還有一些白俄的精英逃到上海，他們在租界里開了很多餐館。“草嬰當時有很多俄國朋友，談戀愛的時候我們一起去俄國餐廳吃飯，第一次吃到酸奶，覺得太難吃了。還有羅宋湯，對，羅宋就是Russian，也是俄羅斯人帶來的。”

從復興路去華東醫院很近，草嬰住院六年，盛天民幾乎每天都去。“開始我們還接他出來吃飯，他很喜歡。”盛天民說草嬰是“外國口味”，喜歡吃西餐。只是后來草嬰的精力越來越差，就很少出來了，盛天民每天按時送飯去醫院。再后來，換了流質食物。“他什么都知道，跟他說話他會盯著你看，打針痛他會皺眉，就是沒有精力再說話了。”

十七樓病區的晚飯時間，護工們在水房清洗餐具的響聲和病房里低沉的電視聲此起彼伏，濃郁的生活氣息差點讓人忘記這是一個隨時上演生老病死的人生重地。草嬰躺在一塵不染的病床上，平靜得像個嬰兒。盛天民像往常一樣摸了摸他的額頭，微微提高了音量，“草嬰，老家寧波的記者來看你啦。”草嬰睜開眼睛，先看了盛天民，又看了看我，微微一笑，然后又閉上眼睛。一如他熱衷一生的翻譯，存活在屬于自己的世界里，沉默著。

新聞鏈接

百年前，盛家醬油和貴州茅臺

一起赴美參加國際博覽會

1915年，為了慶祝巴拿馬運河開通，在美國舊金山舉辦了長達9個月的“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拍板，中國第一次以政府名義參與其中。當時以農商部長陳琪為代表的40人代表團帶著4000余件重達2000多噸的展品從上海前往舊金山，有190萬參觀者走進耗資9萬元興建的中國館陳列館。而鎮海盛滋記釀造的醬油就是展品之一。

據盛天民回憶，1992年他們回老家的時候盛滋記釀造廠還在，廠房的空地里有不少大缸，一起去的小女兒盛姍姍是第一次看到這些東西，覺得很好玩。“盛滋記最早是官醬園，在浙東一帶頗有名氣。在寧波當地就有17家直營店。”在《鎮?？h志》的“工業”一欄中有過這樣匆匆一筆：“1838年在駱駝橋開創盛滋記醬園。”

“既然你們是做商報，有一件事可以寫。明年世博會要在意大利米蘭開，正好是巴拿馬博覽會一百年紀念，到時中國會有三個展館，其中之一是中國企業館，凡是在1915年巴拿馬博覽會上得過獎的、參展過的商家，都可以去參與，當年寧波也送了不少展品，快把它們都找回來。”歷經一個世紀，當年一起參展的貴州茅臺酒、張小泉剪刀等產品的名氣越來越響，盛滋記卻已經不知所蹤。

參加巴拿馬博覽會之后，盛滋記美名遠播。

“盛滋記過去在浙江是一個名牌，老一輩的人都知道，要吃盛滋記的醬油、老酒、腐乳，最好能繼承下來再發揚一下。我到國外去，要用到中國調料，用的都是李錦記，為什么我們寧波的盛滋記不能打到國際市場去？現在民族品牌在逐漸消失，通過明年米蘭的博覽會，希望可以讓大家認識到更多的民族品牌。”盛天民說。

(部分資料來自草嬰傳記《譯筆求道路漫漫》，感謝方之岡先生對本文的幫助。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