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曾被貶為端州知府 臨走不帶一方端硯（圖）

肇慶包公祠

日前，在公示的第六批廣東省級“非遺”項目名單中，出現了肇慶“包公文化”的名字。包公是個傳奇和歷史融為一身的人物。歷史上的他，身邊沒有展昭和白玉堂，沒有三口鍘刀。他的皮膚也不怎么黑，額頭上沒有月亮。他就是一個踏實肯干、不畏權貴、不愿怠政的勤勉官員。皇帝可能未見得很喜歡他的行事風格，但一定不會懷疑他的為公之心。1062年5月，宋仁宗專程趕到包拯的家中，與病榻上的良臣作最后一別。當時情景，應該是令人動容的。

廣東人不愛“說話” 少有人知道肇慶“包公文化”

翻檢新聞資料可以得知，至少早在2004年，肇慶就提出與包拯的出生地合肥和成名地開封聯手打造“包公文化”。白駒過隙，一晃十二年。但坦率而言，雖然同為國家優秀旅游城市，相比開封，無論是肇慶還是合肥，包公的名聲都沒有那么響亮。原因何在？

廣東著名作家、地方文史專家崔偉棟給記者講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我到開封旅游，看到包公祠里很多人游覽，就問他們知道包公在廣東做過官嗎？他們都說不知道。我說他不僅在廣東肇慶做過官，而且做過三年，在開封只有一年三個月。大家都很驚訝。我感覺，這是因為我們廣東人不愛‘說話’的緣故”。

談及“包公文化”，比肇慶更郁悶的可能是合肥。如果不到這個城市去走一走，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拯出生在這里，而以為他出生在開封。

“包公文化”在開封的風生水起，前提是他在開封府官和京官位置上立身極正，行政極強，鐵面無私。在傳世的《包拯集》的187 篇上疏中，有35 篇指名道姓地揭發了61名本朝官員各式各樣的腐敗行徑。其中貪贓枉法、損公肥私者9 人；慘虐無道、蠢政害民者7 人；貪圖榮祿、無恥求進者13 人；知識庸昧、才不堪任者18 人；態橫奸邪、挾私逞忿者11 人；無事生非、興妖惑眾者3 人。此間，包拯曾三次彈劾了仁宗皇帝寵妃張美人的伯父張堯佐。此外他愛惜百姓，在權知開封府期間，他撤掉了“門牌司”，把開封府的大門打開，讓百姓直接到大堂之上遞狀陳冤，大得民心。除此之外，還有幾個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大眾傳媒的推動作用。

黑臉“包青天”深入人心 真實形象臉微黑額無月

在古代，能起到今天大眾媒體傳播效果的，要算各種民間戲劇和演義小說。地方志專家王超指出，元朝雜劇發達，對包公形象的刻畫雖然還不充實，但作為清官包公的藝術形象已基本定型。現存18 種元公案雜劇，包公在11 種劇中出場，大家熟悉的有《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包待制智斬魯齋郎》等。也是在這個時期，包拯被夸大和神化，包公傳說故事不斷擴增、更改或翻新。明清時期的包公戲曲以傳奇的藝術形式，吸取了雜劇、詞話及小說的某些精彩內容，通過舞臺樹立起一個嫉惡如仇、鐵面無私的“青天”形象。在它的后期又增添了風行一時的公案小說，專寫包公的公案小說有八種，最著名的為《龍圖公案》。清末時興起新的包公熱，誕生了清代一百二十回的長篇小說《三俠五義》。

王超指出，黑臉“包青天”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但從歷史資料看，包拯的面色即使算不上白皙，也只是微黑，身高大概在一米六五左右。戲曲舞臺和屏幕上之所以選擇臉黑如炭、頭頂月牙的形象來演繹包公，主要是“臉譜化”的藝術傳統所致。關于包拯額頭上的“月牙兒”，傳說很多，有的說是小時候被馬蹄踩的，有的說是生來就有的，也有的說包拯是天上星宿下凡，可以“日斷陽，夜斷陰”。但在安徽合肥包公祠中的一幅包拯老年時的寫真里，并無太陽和月亮，只在右顏下方接近眉梢處，有一塊隱約如蠶豆大小的朱砂痣。

任職肇慶頗有作為 臨走不帶一方端硯

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包拯被貶為端州(今肇慶)知府， 任期三年。當時的肇慶地區雖然已經得到部分的開發，但相比豐饒的中原和江南，仍是“土曠民惰， 不力于耕，夷僚雜居”的落后地區，被視為中央貶謫官員的選地之一。官員們既然將到肇慶做官看作畏途，自然大多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但包拯卻大不一樣，從現有的歷史資料里看，他到肇慶后，似乎并沒有什么雜七雜八的想法和牢騷。一到任就“下鄉”調查，發現了很多問題，并立刻一一著手解決。

首先是市民的飲用水問題。當時端州百姓主要飲用西江水和瀝湖水，水質很差，成為主要的致病源之一。于是他帶領隨從和百姓一起在城內打了七口水井，緩解市民用水之苦。至今城中還有一口井有水，號稱就是當年七口井之一，被肇慶人稱為“包公井”。

第二是解決“水浸街”問題。包拯帶領群眾開渠排澇，把低洼地筑成魚塘，擴大修筑西江圍堤，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同時，又為淡水漁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

第三是保護資源，嚴控端硯石按限額開采。端硯當時已經名聞天下，朝廷限額開采。之前的地方官往往帶頭違法，開采數量遠超限額，以便上京“使用”，謀升遷。但在包拯任上，這股歪風被剎住了。他離任時，有百姓選了上好的端石雕刻幾方精硯送給他，但他一方都不要。船行至西江羚羊峽口，他發現當地百姓和士紳在他船艙里藏了一方硯，便將之拋入江中。據說，現今江中的硯州即是此硯所化。

第四是擴建城池，將端州城向西遷移，規劃端州新城。并在城內修建豐濟倉，以備饑荒；建崧臺驛于城西， 以利商賈等交通往來；建星巖書院于寶月臺， 為肇慶創立書院之始，促進了地方文化的建設。

可以說，包拯對肇慶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有了自己的通盤考慮規劃，并努力地付諸了實踐。

曾彈劾

“不干事”的清廉宰相

除了物質文明外，包拯也很重視精神文明。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吏治。

學者劉正剛、魏霞指出，宋初太祖鑒于唐代藩鎮割據之弊， 不委任刺史， 而分命朝臣出守列郡， 三年一替，管軍管民。但這種朝廷任命的朝官制度有很多弊端。包拯在《請選廣南知州疏》中曰：“臣竊見廣南知州例差奏蔭京朝官，初任知縣及一考者，世祿之胄鮮敦義教，童孺之歲便忝仕籍，未嘗學政即使司民。甫越期年又移典郡，一邑之事尚未練悉，六條之重安可責成。”也就是說朝官的資歷和實踐都很成問題。他認為對邊遠之地的管理與開發，國家更應該派遣有才能的官員上任，“地雖遠郡不可輕授，方國家多務，調率旁午，遠民困重尤在得人。”他特別以自己在端州的所見所聞， 譴責無良官員串通一氣互相作弊給地方百姓帶來的危害。雖然他的建議因種種原因并沒有得到采納，兩宋也未能真正解決這一吏治的難題，但他確實是抓住了問題的實質。

包拯操心吏治不僅在肇慶。后來包拯進京，彈劾了宰相宋庠。宋庠文采風流，七年宰相任上既無貪贓枉法，也沒苛政暴政，道德操守也很站得住腳，可以說一點兒錯也沒犯。為何彈劾他呢？包拯認為，不出錯，就是因為你不干事。作為國之重臣，在其位而不謀其政，可謂尸位素餐，就應該退位讓賢。

包拯對肇慶用心良苦，肇慶人對包拯也是一往情深。至遲在他去世之后，肇慶官民就開始修建包公祠。之后歷代無論官民，均非常重視對之的保護與祭祀，至今依然。

宋元時期，肇慶一帶的社會難稱太平。各地的叛亂不僅次數頻繁， 而且規模也較大， 一直是政府頭痛的問題。但在并不安定的環境之中，作為歷代肇慶官員中的“首稱名宦”，包拯依本心，做本分事，有所為，亦有所不為，很好地履行了“官道”。這也是他被時人感念，后人銘記的根本原因所在。到了明清時期，在肇慶民間，包拯的形象已經漸趨神化。記者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