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唯嶺南設官 為皇家采購海產品

對于今天的廣東人來說，“嶺南”作為“邊疆”的感覺似乎遠不如其他一些省區明顯。但在歷史上的很多時候，情況卻并非如此。

那么，嶺南何時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真正的南方”？秦漢帝國嶺南邊疆的社會文化“面相”究竟怎樣？嶺南地區漢文化形成的特點是什么？日前，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導鄭君雷在深圳博物館就此一系列問題進行了題為《秦漢帝國的嶺南邊疆》的講座。隨后，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嶺南地區

海洋特質非常明顯

馬壩人遺址，就位于韶關曲江交通繁忙的主干道旁邊。博物館門臉不大，如果不是專程而來或者有心觀察，很容易就在高速行駛的汽車上將它忽略過去了。然而這里卻是中國一個重要的早期人類發現地，被寫進了中學歷史課本，名揚中外。作為從直立人轉變為早期智人的代表之一，馬壩人的發現，證明嶺南是早期人類重要的發源地。

對于“嶺南”這個概念，鄭君雷認為：“嶺南(嶺表、嶺外) 的地域范圍有伸縮，也有不確定性。潮汕地區曾被稱為嶺東，唐宋以后納入嶺南地區的行政體制；以紅河平原為重心的越南北部經常歸入嶺南地域，但是其南界并無認真的討論；海南島的情況亦大抵相似。”從這點上來說，“嶺南”和“西域”的命名方式有些類似：以陽關和玉門關為基點，迤西地區都屬于“西域”，因此有狹義西域和蔥嶺以西的廣義西域；而以南嶺為基點，其南地區其實都是嶺南。越南北部以及海南島屬于廣義的嶺南。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按照考古學前輩蘇秉琦在《嶺南考古開題》中的說法：“嶺南與一般的南方有所區別……它南連著南洋諸島、印度支那地區，是陸地一半海島一半連成一片形成的一個大區，代表著大半個中國，是真正的南方……中國大陸與印度次大陸和環太平洋地區的文化關系都同嶺南有關。”也就是說，要真正理解“嶺南”文化，不能僅站在“中原”的角度。

1993年發掘的距今10000年的玉蟾巖遺址，出土釜形陶器火候很低，夾雜大量粗沙，是中國最早的陶器之一；4枚稻谷殼也是世界上最早人工栽培稻標本。類似的發現表明，以南嶺兩麓為核心的華南地區也是世界上重要的陶器和稻作農業起源地。特別是，以圜底、圈足器為根本特征的“幾何印紋硬陶文化”表現出強烈的“土著性”，這一文化系統甚至遺址延伸至我國臺灣、東南亞和大洋洋群島的史前文化。華南礫石石器與華北石片石器傳統明顯有別，被認為是華南土著文化本土起源、發展的最早證據。

嶺南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主要是洞穴和貝丘遺址。晚期遺址有山岡、坡地、貝丘、沙丘幾類，前兩者農業經濟特征較鮮明，后兩者漁獵采集特征明顯。各類遺址反映出嶺南居民對生態環境的不同適應方式和不同生計模式。

從人種的角度來看嶺南的地方特色也很明顯。鄭君雷在講座中引用了學者朱泓的觀點，朱泓認為：以浙江余姚河姆、福建閩侯曇石山、廣東佛山河宕、廣西桂林甑皮巖等顱骨組為代表的“古華南類型”(先秦時期主要分布在浙、閩、粵、桂地區)與現代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人、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亞人等較接近，“可能代表了廣義的‘古越人’的種系特征”。此外，學者林惠祥認為，今天的馬來族是在印度支那和華南一帶形成后逐漸南遷南洋群島的。

西漢中后期

嶺南土著漢人形成

鄭君雷指出，從考古學上來說，嶺南土著漢人的形成是在西漢中后期，這個時期廣州、韶關、貴縣、合浦等地漢墓與中原漢墓的發展軌跡已經趨同。西漢中后期嶺南漢墓的地方特點仍然突出，但是可以視為漢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晉唐時期中原居民大量南下，與土著漢人、土著俚人發生大規模融合，廣府民系初步形成。宋元時期北方漢族再次大量南下，經過新一輪族群融合，奠定了廣府民系的格局。

鄭君雷認為：北方長城地帶的西端是文化因素和族群背景很復雜的西域，東端是文化具有某些同質性的東北地區。珠江地帶西端云貴高原的文化傳統和族群背景亦復雜，武夷山脈以東的閩江流域與珠江地帶具有許多相似性。北方長城地帶以北是廣袤的草原戈壁，珠江地帶以南是浩渺的大海汪洋，“將草原理解為綠色的海洋，或者將大海理解為藍色的草原，就容易理解珠江地帶在人文地理和族群地理上的意義”。

西漢時唯嶺南設官

為皇家采購海產品

如果以“簡史”的形式勾勒出嶺南地區在秦漢時期的大略情況，大致是這樣：秦定嶺南，設置桂林、南海和象郡，“南至北向戶”。西漢前期南越國控制嶺南，元鼎六年(前111年)亡之。西漢設置南海郡、蒼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儋耳郡、珠崖郡，隸屬交趾刺史部。海南島的儋耳、珠崖兩郡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棄置。越南北部的紅河平原，西漢前期已納入南越國疆域。西漢嶺南九郡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置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紅河平原的社會發展水平和人口密度超出人們的一般想象。

嶺南戰國秦漢墓常有人首、獸首或禽首銅柱形器出土，一般為長柱形，上大下小，下端側面或正面有方形穿孔。被稱為“柱形器”、“柱形栓”、“車飾”、“仗頭飾”、“仗頭器”等，用途眾說不一。而鄭君雷在采訪中告訴記者，他認為它們很可能與當時這一地區的“架棺”葬俗有關。他曾撰文指出，嶺南戰國秦漢墓發現時往往棺槨無存，增添了討論“架棺”葬俗的難度，甚至會被誤解為臆測。不過在廣州漢墓確實有直接“架棺”的實例，更多見“架舉棺室”的情況。在其他一些嶺南戰國秦漢墓的墓底和二層臺面上，發現有許多柱洞和凹槽，它們的位置、數量和形制各異，其中一些也可能與架棺所使用的木柱柱洞有關。

他指出：“嶺南地氣卑濕，‘架棺’的目的應該主要在于防潮(在嶺南戰國秦漢墓中見到的防潮和排水措施不下五六種)，是對環境的適應，也可能是對‘干欄式’建筑的模仿，是文化史上‘真正的南方’在考古學上的表現。”

此外，鄭君雷指出，西漢在南海郡置圃羞官，在交趾郡縣置羞官，這兩種職官僅設置在嶺南地區，東漢交州有“橘官”。按照一些學者的說法，圃羞官主要是負責籌措帝王膳饈之原料和進獻海產品。更明確地講，圃羞官職責應當與嶺南特產果木、蔬菜種植栽培以及水產捕撈、野生動物獵取有關(包括食材加工)。圃羞官職責大致相同，也許還承擔其他珍稀植物(香料、中草藥物、名貴花卉等)的種植栽培。也就是說，廣東人好吃擅吃的文化，是其來有自、歷史悠久的。

討論嶺南“漢文化”

不能忽略越人因素

鄭君雷通過將西漢邊遠地區劃分為西北朝鮮、遼西遼東、內蒙古中南部長城地帶、河西走廊和河湟谷地、四川盆地、云貴高原、嶺南和東南沿海八個區域，分別討論了各地區“漢文化的形成模式”。那么當時嶺南地區的漢文化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模式和特色呢？

鄭君雷指出：“南越國的政治制度、百官制度、宮寢制度、陵墓制度、度量衡等都以秦漢體制為基礎，卻有所變易。南越國統治階層引領的南越國文化實質上是一種越漢混合的新型越文化，這類族群集團可以稱為‘次生越人’(包括越化漢人)。‘次生越人’與‘比較純粹的土著越人’、‘受到漢文化一定影響的土著越人’共同構成南越國的族群基礎。南越國土著越人與南下漢人血緣和文化的交融大趨勢，是‘次生越人’形成和壯大的基礎，‘次生越人’是嶺南漢族的最重要來源，因此稱為‘漢文化形成的次生類型’。”

更具體一點說，嶺南南越國墓出土的隨葬印章雖然多為漢姓漢名，統治階層實際卻是由越化漢人和土著越人構成。南越國的居民大約包括比較純粹的土著越人、受到漢文化一定影響的土著越人和“次生越人”幾部分。雖然武帝平滅南越時這些集團和分布情況和構成比例不清楚，但是至少在南越國首府番禺和郡縣治所已經存在著“次生越人”集團，他們在民族意識上歸屬于越人，文化上則受到嶺北中原文化不斷增強的沖擊。記者 卜松竹